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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年后忆“天安门事件”:支持我的人不少(2)

时间:2019-01-27 14:38

来源:未知作者:admin点击:

  4月2日,姚文元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说:这是一股“反革命逆流,看来有个司令部。”他还说:“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,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,是针对中央的,是破坏批邓的。”他指示报纸“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,掌握斗争大方向。”第二天,姚文元打电话称,是否写一篇社论,题目叫《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》,先讲当前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斗争形势大好,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。“在这种形势下,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。”然后讲“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,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,要追查谣言。”至于社论写些什么,姚文元已经想好了。社论写好之后,他又加了几句话:“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,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。”

  清明节这天,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。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。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,而且写了很多诗词。其中一首写道:

  “黄浦江上有座桥,江桥腐朽已动摇。江桥摇,眼看要垮掉;请指示,是拆还是烧?”

 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“红心已结胜利果,碧血再开革命花,倘若魔怪喷毒火,自有擒妖打鬼人。”这首诗后来登在《人民日报》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《情况汇编清样》上。可是,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:“所谓再开革命花,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。”结果,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“走资派”的帽子,30多人被隔离审查,3人被逮捕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,其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,由同志主持中央工作,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,全国人民大快人心。”结果,姚文元断章取义,把污蔑为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。”

  与此同时,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,明确地说: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,是“反革命性质。”他还指示《人民日报》:“一要抓紧批邓,二要打击反革命。”报社内部应“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,认清性质。”

  4月4日晚,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。、没有参加。会议认为,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“反革命搞的事件”,是“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、反对中央,干扰、破坏斗争的大方向。”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,逮捕“反革命”。

  第二天凌晨,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、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,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。群众同民兵、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,双方都有人负伤。下午6时30分,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。他说:“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,蓄意制造政治事件,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,指向党中央,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,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。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,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,提高革命警惕,不要上当。”他还说,天安门广场“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,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”,要求“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。”这天,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,要警察“跟着最坏的,离开天安门再抓。”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,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,殴打群众,并逮捕了30多人。

  就在这天深夜,姚文元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打电话,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《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》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,而且还要放在“一版头条加框”。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,在当天就播发,“全国明日都发出,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。”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:“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”,“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,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。”

  4月6日一大早,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,认为天安门事件是“反革命暴乱性质”,要求“尽快通报全国”,并指示公安部门“揪出司令部”。

  据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,这几天,毛远新经常到那里汇报情况。他说,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,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,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,还说了“邓纳吉”这类词。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,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。“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。主席也无力细问,只能点头,表示知道了。”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,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。在报告上批示,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。

  在此期间,《人民日报》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》的报道。姚文元指示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,“要鲜明地点出。”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,歪曲事实真相,认为这个事件是“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,有预谋、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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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们今天开会,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”1942年5月的延安,对百余位“文艺工作者”这样说。在他心目中有三种人:敌人、自己人、人民群众。

  而在台下的萧军、丁玲、艾青等人看来,当时的延安也有三种人:老百姓、艺术家、老干部。一场大会开下来,艺术家们变了他们有的成了“自己人”;有的被批评改造,成了变相的“敌人”;有的从此缄口停笔,销声匿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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